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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更如黄金一般珍贵

2021-02-10  作者: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

  庚子年似乎历来是多事之秋,即将过去的庚子年更是如此。这一年,我们有更多时间回首往事,思考人生,构想未来。人类曾自诩多么伟大,认为自己统治了世界,征服了地球乃至宇宙,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看不见,摸不着,就差点让整个世界停摆,把多少处在文明顶端的人的生活梦想击打个粉碎。好在中国控疫成效卓著,国泰民安。我曾信手写道:
 
  一入庚子闹新冠,谁曾料想全疫年。江城封路保一统,举国宅居成大安。
 
  加州火烤太平水,川普霸权美利坚。辛丑瘟君别人世,五洲同庆天下欢。
 
  这倒让我们静下心来读书,检视一下文学与瘟疫的相互关联,思忖一下人类该何去何从。
 
  作为修辞手段的“瘟疫书写” 
 
  《太平御览》中说,疫者,乃鬼神所作也。在先民的意识里,疫病常被看成上天降罪的工具:在《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侮辱了阿波罗的女祭司,招致了太阳神盛怒,因而希腊联军饱受瘟疫横行之苦;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中,也恰是俄狄浦斯犯下了杀父娶母的罪行,才导致天降瘟疫于忒拜城。这种造成群体性灾难的流行病往往被看成对个体道德败坏或整体社会腐化的审判惩罚,瘟疫也因之成为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隐喻,而基督教的出现无疑让这二者的联系在西方变得更加紧密。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医学事件,还是道德事件和政治事件,当然也是一个文学事件。作家们正是看到了瘟疫所具有的破坏性和隐喻性,才将其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个主题。
 
  西方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瘟疫书写的传统。所谓瘟疫书写,具体指作家通过瘟疫这一背景,探求人类在极端境遇下的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或借助瘟疫这一隐喻来表现人类的某种生存困境。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到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从毛姆的《面纱》到加缪的《鼠疫》,瘟疫或作为背景,或作为寓言,其身影一直在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接续。
 
  让我们推倒“瘟疫之墙” 
 
  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1935—2015)在其小说《瘟疫之墙》(The Wall of the Plague,1984)中就承接了这一书写传统,并以瘟疫为隐喻,来反映当时南非社会的种族隔离制度。这部发表于南非最紧张时期的作品,旨在批判种族隔离这一“政治瘟疫”,并积极呼唤南非民族和解的到来。小说虽对薄伽丘等人的文学作品有所借鉴,在欧洲的书写传统中汲取了灵感,却始终关注南非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这也与大多数非洲文学作品一致,虽使用了欧洲文学的“乐器”,演奏出的却是别具特色的非洲声音。
 
  布林克显然受到了《十日谈》的启发,他创作的《瘟疫之墙》植根于欧洲瘟疫书写传统,却成功做到了旁生斜枝,且这条斜枝又借助南非社会这一肥沃土壤得以落地生根,就像榕树的繁殖一样。探讨这部小说与欧洲瘟疫书写的联系,可以在更深层次上看到作家关于民族和解的尝试以及对南非建立新国家可能性的思考。
 
  面对瘟疫,个体或逃离或坚守的选择正是其思想的外化,而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采取何种方式防疫则是其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体现。在新冠肺炎流行全球的当下,英国那富有争议的防疫策略或许可以从丹尼尔·笛福那里找到其“个人主义”的文化基因。笛福的《瘟疫年纪事》细致地记录了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那场大瘟疫。由于当时没有一套完善的配套资源,那些被隔离的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侵害。在这种高压政策下,笛福对这些失去自由者的描摹吸引了布林克的关注,因为他所要在其小说中探讨的就是在种族隔离这一“政治瘟疫”下人们的价值选择。
 
  瘟疫虽然带来了混乱和毁灭,但在法国先锋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看来,这种毁灭性同时伴随着创造性。他将戏剧与瘟疫相提并论,认为:
 
  戏剧和瘟疫都具有有益的作用,因为它促使人看见真实的自我,它撕下面具,揭露谎言,懦弱,卑鄙,伪善,它打破危及敏锐感觉的,令人窒息的物质惰性。它使集体看到自身潜在的威力,隐藏的力量,从而激励集体去英勇而高傲地对待命运。而如果没有瘟疫和戏剧,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见《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
 
  布林克沿用了加缪将鼠疫作为寓言的方式,其瘟疫叙事是对极端社会的详尽而深刻的审视。在这种审视下,社会上的所有缺陷都会被照亮和放大。不论是在叙事策略上,还是在人物塑造上,布林克都采用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个人和国家,选择和责任,作家通过设立这些对照来表现极端环境下人们的妥协与挣扎。种族隔离制度像一座高墙将人分离,面对这种“政治瘟疫”,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勇敢地走出自己为自己建立的保护墙,才能找到同伴,才能团结一致,才能逾越种族隔离制度这一高墙,才能在这种抗争中更确定地感知自身的存在。布林克的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是时候走出“政治瘟疫”了 
 
  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之际,中国再一次遭到西方的污名化对待。追根溯源,这其实是种族主义凭着瘟疫的力量再一次抬头。借助瘟疫这一隐喻,布林克在小说中所批判的“高墙”并不是指医学意义上为对抗瘟疫所采取的必要的医疗隔离,而是在文化层面上因瘟疫所产生的恐惧,偏见和排斥乃至迫害。布林克采用欧洲的瘟疫书写传统来隐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之所以不采取非洲本土的瘟疫故事,恰是为了说明这一“政治瘟疫”是伴随殖民统治而来的。庚子年正月十七那天我写的那首“宅居偶感”诗是这样的:
 
  雨霁风轻沪上天,宅居静处未稍烦。庭前院后常打理,灶内厨间不停闲。
 
  战疫每闻神鬼泣,翻书才觉心地安。造化有常自规矩,人间正道当永年!
 
  人间正道是沧桑。邪恶终究不能战胜正义,只有怀着敬畏之心,尊重自然规律,摒弃傲慢和偏见,人才能够获得安宁,康健和自由。苏珊·桑格塔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瘟疫产生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寻找一个替罪羊,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便是将自我与他者隔绝开来的过程。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敬畏生命,尊重自然,提高生态保护意识,加强众生平等意识,才能同居地球,共享资源。同时,人们也发现,在瘟疫面前,哪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独善其身;在瘟疫面前,肤色,民族,语种等好像全无差别。
 
  面对重大灾难,西方一些国家所采取的策略可以从诺亚方舟那里找到其文化基因,由于资源的有限,只能救助经过选择的少数人;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大禹治水的路线,排除万难,全力投入,不断书写着一个又一个的集体主义神话。在“瘟君”肆虐全球的今天,信任对我们来说就更如黄金一般珍贵。偏见,歧视,猜忌乃至种族主义只会助长病毒的气焰,只有尊重生命,尊重文化和种族差异,消除对文化,政治,地域,种族和信仰的偏见,方可取得对抗瘟疫这种人类共同敌人的完胜。庚子年即将过去,辛丑年就要到来,让我们一起祈愿,祈愿人类渡过难关!
 
    《齐发国际网址》总第1742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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