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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的价值在于追忆亲历的历史

2021-02-11  作者: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教授 夏燕靖

  ◤口述史特别强调从问题出发,引导被采访者进入述说历史的情境,以其切身感受追忆亲历的历史,这是口述史成为当今史学界关注焦点的重要原因,并以此展现出不一样的史述,进而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以“人”为本位的史述记载 
 
  自从传播学兴盛以来,口述史的范围又得到进一步拓展,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尤其是在与传媒业进行不断碰撞,融合之后,形成了一种类似史学研究的分支,称之为“口述史传播”,即借助数码技术的支撑,将记忆中亲历的历史口述再现,以至许多安于书斋,以著述为己任的史学家也纷纷走上媒体舞台“讲述历史”,出现了“口述史节目”或“口述史纪录片”,逐步占据了大众认识历史的主体地位。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口述史已不仅是研究的需要,更是一种呈现方式的需要,其价值就在于追忆经历过的可感历史,是不一样的史述。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以书面记载为主的口述史,依然需要通过繁琐的求证过程方可获得承认,即作为“说”史的组成部分,口述史不仅需要趋于“现场感”的呈现,以“直接”“直观”,甚至是“讲述”的特别形式来实现,而且更需要注重记忆历史中产生的史料是否可比,可证。当然,这一切呈现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能为“讲述”而“讲述”,出现类似“编导”的主张,口述史不能成为误导没有史学背景的大众的“伪历史”。因此,在口述史记载中,对被采访者的提问不能空洞,而是要建立起采访问题域的结构层次,用问题引导被采访者回述这段经历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采访者要与被采访者主动鉴别真实和情感,即做好见,闻与感的询问和记录,甄别口述史的“证据”,不能完全依赖于口述史来做学术论证,明确其主要功能是学术论证中证据链的一部分。所以说,口述史作为体现史学研究之应用,关键还在于其认知真伪的检验。
 
  将口述史纳入史学体系,尤其是大众史学体系加以研究,是近年来伴随着史学研究日益多元化而形成的态势,其主要原因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史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了新的诉求,口述史是对文字记载缺失或难以呈现的史述细节的一种补充;其二,自从传播学兴起以来,口述史的范围拓展到了新媒体领域,产生了许多别样的史述成果,构成了有别于传统文献再现的史述,打破了现实生活与文献“历史”,抑或文本“历史”的诸多隔阂,成为了具有双向互动的,可以体现历史情感的一种新的述史方式;其三,近年来口述史通过不断实践,其性质与意义日益清晰起来,如果说传统史学,特别是文献史学,是一种有组织,有选择,有立意的史学研究,代表着官方或者(有话语权的)史家立场的“本位史学”的话,那么口述史则显示出一种以“人”为本位的史述记载,参与者更多,史学探究也更加广泛且自由,让史学研究真正成为具有大众特性的学问。如此说来,口述史的确是不一样的史述。
 
  需要纠偏口述史外来说的观点 
 
  如今口述史风行开来,但有一种观念在传播学领域比较普遍,就是总认为口述史是从外国传入的,到近期方才开始逐渐中国化,并以此为据推说口述史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新分支,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路径,还有口述史的性质及意义,均以西方史学研究为构筑基点,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事实上,口述史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各自的缘起。比如,先秦时,周代是一个史官文化极其发达的时代,当时便设有“书记员”一职,专门为史官收集大众言谈,也就是《史记》中所载的“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再者,我国的口述史缘起于典籍是有历史依据的。如古代留存的文献史料中,司马迁的《史记》便是系统“讲述”夏,商,周等上古王朝及之前的“口述”传闻之作。日本学者宫本一夫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写道:为了编摹《史记》,司马迁曾先后两次赴各地做实地调查,调查过程中,各地的老者们时常称颂黄帝及尧,舜的事迹。以如今田野调查的眼光来判断,太史公这样的调查相当于民间故事的搜集。
 
  另外,作为记载古代王者言论之作的《尚书》中有尧以后的历史,还有《春秋》及国别史《国语》等史书中“五帝德”“帝系姓”等记载,有许多都是来源于“口述”。但司马迁认为,这些口述记载值得信赖,并依次选取,加以编摹,写成了《五帝本纪》,且作为《史记》的第一篇。这些虽为传说,但从历史发展规律和地下文物发掘佐证来看,有些记载亦属言之有证,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上古社会的历史提供了探究线索。
 
  自然,上述史籍依据传说来撰写,依然存在着多种疑点,这便需要基于可信材料再行判断,况且历史观点的有意图选择,最终还是要以更加有说服力的佐证来支撑。
 
  口述史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
 
  需要明晰的是,口述不是“讲”和“记”,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列为口述史的样本(对象)或受访者。并且,记述者需要经过学术专业训练的学者来做。更为重要的是,口述史收集整理不能只考虑大众喜欢什么,历史长河中有价值的人和事才是选择的对象。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学家保尔·汤普逊在其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所说:“口述史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是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一项交回到他们手中。”
 
  在笔者的研究工作中有过许多手工艺田野调研,在调研中口述史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在撰写的《江苏近代手工业艺人从业状况研究》一书中,笔者与研究生共同完成的调研项目就有匠人生活方式及社会各个阶层关系,南京云锦,金陵刻经,晚清吴地乡土艺人行会组织,秦淮灯彩,如皋风筝,南京胡家剪纸,南京绒花,手工印染等诸多关于手工艺的“口述史”调查。在这些田野调查中,手工艺人的个人经验和工艺技术细节展现出极为丰富的史料价值,是以往工艺史,技术史中不曾涉及的内容。
 
  比如,云锦制作工序非常繁杂,从金线的制箔开始,“打箔”这一道工序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工艺手法特别讲究。如要将一小块金疙瘩捶打成薄如蝉翼,软似绸缎,轻如鸿毛的金箔,至少需要经过两万多下的手工捶打。这类金箔打造的特别手法及工序,严格说来是无法借助机器流水线来完成的。况且,其捶打手法在过往史述中均是概念呈现,缺少细节依据。借助从事南京云锦生产的匠人的口述,对其工艺可以有一个更具象化的认识。工艺细节的呈现非“口述”而难以胜任。
 
  又如,“秦淮灯彩”是一种传统的南京地区独有的手工艺品,是民俗文化与工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扎花灯这种工艺技术的传承方式是言传身教并世家传习。为了解秦淮灯彩世家的技艺传授方式,研究生们走访调查,依据灯彩艺人现状,选择了获得秦淮灯彩国家,省,市级传承人称号的两家曹氏及陆氏,与一家工艺保持最为传统的柯氏作为口述采访对象,采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多种沉浸式口述方法,对三位灯彩世家的主要传承人(尤其是第三代传承人)进行了连续采访与追踪调查,并以口述史的角度挖掘归纳出“柯氏灯彩传承谱系”“柯氏灯彩传承人履历表”等口述编录,从而发现在灯彩行当的发展过程中,隐藏在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承之下的是匠人自身广泛吸取民众意见而做出的个性化改良,无论是材料还是形制,都要靠手工艺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变化而逐步完善。
 
  再如,从清末民初开始发展而来的如皋风筝历久不衰。研究生们通过对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当地民间艺术研究和保护的文献资料整理与挖掘)的走访和对手工艺人的采访,对如皋风筝的历史渊源,民俗风情,技艺传承等积累了大量文字,图片和实物资料,而这其中不乏广泛的口述实录,从中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如皋民间艺人的智慧。他们将北派传统造型风筝的艺术形式,与有地域性的,南通地区特有的板鹞风筝相结合,创造出更具艺术品质的“活鹞”风筝。看似基本的“扎,糊,绘,放”四艺,实则融合了国画,刺绣,编织,书法,剪纸,印染等多种艺术门类,而这些特点的发掘均与口述史的整理密不可分。
 
  从以上例子均可以发现,口述史的确对于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手工艺发展,民间艺人的从业状况及审美观点等有着重要的作用。
 
  归纳来说,口述史研究不存在对象上的差异,不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可以作为对象。口述史的对象选择取决于研究的问题和目的,要从这两点出发才能够有效运用口述史积累史料素材,构筑起研究基础。如今,口述史已成为一种专门语体,即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不同对象在不同生活环境以及不同交流场合所使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交际的方式,逐渐形成习惯用语,甚至是常用句式,话语结构形态等一系列语言运用与表达的特点。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史学界兴起了以记录采访对象的口述为事实依据,兼具新闻性与艺术性的文体,比如,针对文坛或艺坛的“非虚构”写作,传记书写的“历史记忆”“亲历者叙述”,艺术田野考察的“现场实录”,以及技艺传承的“微形态真相”等。口述史彰显出特别的作用,具有直接叙述生活经历和直观描述历史呈现等特点,从而帮助大众了解和认识更多赋有情感的史述“真相”。
 
    《齐发国际网址》总第1743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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