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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角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一个可能向度

2020-12-16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 朱叶楠

  ◤“学术角色”是角色理论在知识社会学中的应用。本文尝试以跨学科视野,用社会学理论分析哲学史问题,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及其思想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向度。
 
  从“社会角色”到“学术角色” 
 
  现代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以“知识人”为研究对象,以角色演变为线索,以文化知识系统为背景,深入剖析了知识人的类别,行动模式以及所创造的知识形态。
 
  兹纳涅茨基所谓的“知识人”是一个颇为笼统的说法,在他的著作中,学者,科学家,知识分子,知识人等概念基本上是同义的。他将历史上知识人所扮演过的所有的社会角色分为以下四大类。一是技术顾问,这又区分为技术专家和技术领导者。二是圣哲,这是为其团体,教派或阶层的集体倾向提供理智辩护的哲人。三是狭义的学者,作为某个学派的组成者的狭义的学者又可分为神学学者和世俗学者。四是知识的创造者,这也分为两类:事实的发现者(事实寻找者)和问题的发现者(归纳理论家)。当然,对社会角色进行的以上分类并不是对人的分类,每一个知识人都有可能兼任若干个这些从分析意义上讲不同的角色。
 
  兹纳涅茨基的论述建立在对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考察基础上,但他总结出的一些规律对于中国古代知识人的研究也有所启发。他认为“世俗学者”可分为五种子类型,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真理的发现者。真理的发现者创立思想学派,并且断言存在着可用一定的理性证据加以证明的“绝对真理”。第二,思想的组织者。从发现者已确定为自明的第一原则出发进行归纳或演绎,从而对某些领域现有的全部知识进行检验,并将其组织到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体系之中。第三,思想的贡献者。贡献者作出新的发现,或明或暗地希望提供新的证明,说明经验是与真理的发现者建立的系统相一致的。第四,捍卫真理的战士。这种角色在论战中使学者们相信,他的那一派掌握了得到理性证据证明的正确主张,因而从逻辑上保证一个学派能够战胜另外一个学派。第五,知识的传播者。传播者又包含两种不同的子角色,一是在成年人中培养业余爱好者,从而促使大众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的普及推广者;二是把理论知识作为非职业教育的一部分传授给年轻人的教师。
 
  与知识人其他的社会角色相比,世俗学者这五种子类型的划分,更多地是从学术发展本身规律的角度来进行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学术角色”。每一个思想学派的诞生和发展都需要其成员扮演这些不同的学术角色。而某些开宗立派的大思想家更有可能会同时扮演其中几种甚至所有的角色。以上所述是兹氏的“学术角色”理论,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异彩纷呈的诸多学派的研究,这一分析角度显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借助“学术角色”概念研究中国哲学史 
 
  从方法上看,中国哲学史研究最基本也最有意义的工作毫无疑问应当是哲学概念,命题的诠释和分析,从而勾勒出不同哲学家,哲学学派的思想体系。哲学史需要“抽象”,“要探究哲学发生的脉络,凸显其本质,追溯其因缘,评估其影响”。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固然要作哲学概念,命题的诠释及其体系化,但决不应仅限于此。”因此作为补充,关注思想与环境互动的思想史或学术史的视角值得我们参考。“抽象的观念和实际的人生融为一体”的哲学史研究,才是更加“有生命的”“动态的”。
 
  借助“学术角色”的概念框架来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是思想史,学术史和哲学史相结合方法的一种。兹纳涅茨基所论“世俗学者”的五种子类型的学术角色,各有其不同的学术行为模式和思维逻辑,从而发挥了不同的功能;角色之间的演变也有一定的动力机制可以探究。虽然他的分析建基于西方学术传统,但中国古代学者其实也在扮演类似的学术角色。
 
  我们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朱熹为例。作为一个开宗立派的伟大思想家,他在一生中显然扮演了前述所有的五种学术角色。第一,青年中年时期的朱熹获得了心性功夫之学的“自得”,以“中和新说”为标志,“平生学问进德大旨”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他的学术角色是真理的发现者,此“真理”即朱熹所执着追求的“儒学真精神”。第二,朱熹融会贯通二程,周敦颐,张载等的哲学资源,并继承发挥北宋四子哲学遗产,进行这一工作的朱熹的学术角色是思想的组织者。第三,以“四书学”为主,其他经典研究为辅的“理学的经学”新经学范式的建立,是朱熹作为思想的贡献者的主要学术活动。第四,朱熹也是“捍卫真理的战士”。他先与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展开关于仁说的争论,进而又和陆氏兄弟展开关于为学路径的论战;在吕祖谦去世后,他又开始对由吕祖谦兄弟所代表的浙东历史学派进行批评;直到晚年,他又同所谓浙东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陈亮展开所谓王霸义利之辩。牟宗三所谓的“力敌千军”,就是针对朱熹在论战中对其立场顽强坚持而言的。第五,对儒学的普及推广和教育贯穿朱熹的整个学术生涯,因此朱熹几乎终生都在扮演知识的传播者的角色。
 
  如果我们再继续深入分析朱熹扮演每种角色时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思维逻辑,以及角色之间演进的动力机制,毫无疑问将有助于理解朱熹哲学思想不断成长的根源,以及在不同的阶段进行不同的学术工作的内在理由。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当我们从学术角色的角度来重新观察朱熹的整个学术生涯时,也许就不仅仅是“在学理上说说朱熹而已”,而是有可能“接近朱熹那种生成着,发展着的哲学视野”,“从现实人生的角度对其理论的形成,发展作出符合其人生存性格与心理心态的说明,从而对朱熹哲学进行一种发生学与形成学上的把握与诠释”。
 
  朱熹的例子已经证明这种诠释向度的价值,当然,我们决不能生搬硬套,把兹纳涅茨基的理论机械地运用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研究。毕竟兹氏的体系本身就存在着一些不足,兹氏的论说只是可供我们参考,为我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学术角色的研究,或许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及发展,还有助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角色理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儒家核心价值观研究”(18BZX079)阶段性成果]
 
    《齐发国际网址》总第1734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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